｛13｝作为对政府的回应，齐默尔曼的著作《PGP源代码及内部构件》于199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15}（P86）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家庭成员责任的履行来维持和保护一个家庭，二是通过生育完成家庭的延续。{8}（P263）（2）至善主义致力于保护共同善，让每个个体能够充分地享受到道德上有意义的选择的机会。
（2）如果不道德行为破坏了一个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危及到了一个社会的自我维续，为了防止社会陷入崩溃，国家有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的正当权力。而个人责任的实现则要求一个消极的环境，这个原则赋予每个人一项责任，那就是自己接触与选择道德价值，而非屈从于他人的强制性选择。共同善与每个个体的康乐有关，是个体康乐最基本的方面。当换偶活动对婚姻这种社会价值的破坏达到无法回避的破坏的时候，国家要采取强制的手段对这种行为进行阻碍。在我看来，拉兹的这一立场恰恰偏离了至善主义的要旨。
尽管法律道德主义不是一种完备的司法裁判理论，它无法对政治共同体中哪些不道德行为进行惩罚列出一个详尽的名单，{4}（P190）但法律道德主义在司法推理中要扮演一定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密尔给出了很好的起点，然而却陷入自己制造的理论困境之中。（四）帕比尼安的意见Papinianus, D. 22, 6, 7：对法律的无知不会给想获利的人带来利益，但也不会给请求返还的人带来损害。
不过，该法谚早在19世纪末就丧失了支配地位。总之，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谚语上不能代表罗马法，下不能代表近代民法，作为中世纪的产物它本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出现在21世纪的法律中，更何况是在一个和法律的无知有害最不匹配的案件中。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公元46年，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SC Velleianum）禁止女性为他人作保。
（D. 37, 1, 10）可见，保罗也认为法律咨询的可能性是拒绝救济法律错误的前提。包括Zimmerman和Schermaier在内的中坚学者都认为，罗马法的错误论是双轨制的。
对因地位或状况而对法律没有认识的人，如不满25岁的人、妇女、士兵、农民与其他智力较低的人或者没有机会咨询法律代理人，则并不适用。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关于法律错误的学说争议始终停留在观念论的层面，完全无视具体的案型。遗产占有是法务官创制的一种特殊的遗产继承方式，如果想启动这一制度继承人必须在一年内申请（C. 1, 18, 3），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程序，错过了申请期限。但Azo的观点受到Accursius的修正，他引用保罗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怎么会只有他不知道呢的段落对真的错误又加以限制：如果错误基于重过失，外部的错误也不算真的错误。
在这样的背景下，D. 31, 79中的自由民根据特雷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本来有权请求遗产，但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默默接受了女庇主的临终安排，导致权利失效（longi temporis praescriptio ; D. 23, 2, 57）。[47]自此，就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又形成了新的对立。正如前文中的保罗意见中所示，对家子的借贷是一种罪，但是25岁以下的贷款人可以例外地得到救济（Paulus, D.22,6,9 pro.）。依据法律，作为男庇主的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请求遗产，即便他不知道赋权规范的存在也不应因此遭受损害。
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即便在继承开始之前，对于被指定的继承人而言，期限已经开始起算。
但不同于保罗的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只摘录了帕比尼安的两条结论，而且未辅之以例解，这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帕比尼安思想的解读。[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
此时，继承人可否向受益人请求返还保证金？这就是D. 36, 4, 1 pro所处理的法律错误的问题。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根据公元前40年的法尔其第法（lex Falcidia），被继承人用于赠予法定继承人之外的财产不能超过总财产的四分之三，类似近代民法中的特留份请求权。[14]Vassalli, Iuris et facti Ignorantia, Studi Snesi XXX, 1914＝Studi Giuridici III, Milano 1960, 430f. zitiert vonWinkel, Error iuris nocet： Rechtsirrtum als Problem der Rechtsordnung, Zutphen, Holland 1985，S. 115，Anm. 1.所谓篡改（ interpolatio），指《国法大全》的编委在条文的编选过程中对备选的谕令和法学家意见进行的增删修改。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无须提供保证是基于对法律的无知，他也可以请求返还保证金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说出正确的结论：他可以请求返还。
依据我们的法律习惯，他有权申请引水禁令，因为他相信自己有引水的权利，而且他引水时没有使用暴力、秘密手段和虚假头衔，这就足够了。（一）注释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公开主张知法推定的是注释法学派的学者。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法大全》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可是，如果他们为此甚至订立了相关条款，那保证人可以被赋予一个抗辩权吗？有力的见解是，他可以享有一个抗辩权，因为保证的提供是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做出的。
虽然从此处读不出理由，但在《法典》第6卷中优士丁尼大帝（以下简称优帝）亲自给出了解答：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当精通武器（Justinianus,C. 6, 30, 22 pro. ）。近代民法中，期限的错误通常不被看作是错误的问题，而是对起算点的解释的问题。
[15]笔者倾向于D.22, 6, 9,§3的最后一句系篡改，原因有三。[43] Leyser的质疑开启了对法律错误的反思。可以说，法务官法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但情况并非如此：罗马法上，若有人因无知而作出清偿，可依该诉权请求返还。
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实际上，关于彭波尼究竟是哪一派争议颇大。
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42]当德国的潘德克顿学者对罗马法的案例深入考察时，问题就暴露出来。
如著名日本刑事案件《黑雪》案中，被告人的电影《黑雪》通过了电影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上映之后依然被检察机关定性为色情物品。因为他不可能以对事实情况无所知为理由。
[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39]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一年后，监护人请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买受人可否主张时效取得？彭波尼的立场是，不知道监护人的事后追认无效是对法律的无知，会妨碍占有人的时效取得。
因此，不分析法学家做出论断时脑中考虑的究竟是怎样的案件，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论断在罗马法中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宽。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
鉴于上述背景，可以说在当时，比起保罗的意见，帕比尼安的意见有着压倒性的说服力。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
后人之所以敬重帕比尼安，不仅在于学识，还在于气节。引文显示，保罗的意见由原则和例外构成：原则是法律的无知有害，例外是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